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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土地產權制曾領先于世
來源:中國文化傳媒網 | 作者:東方能人 | 發布時間: 2017-08-24 | 715 次瀏覽 | 分享到:
在傳統農業技術約束下,為什么傳統中國社會能夠承載那么多人口?我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土地產權體系、市場流轉體系也許是其中的奧妙所在。
      在傳統農業技術約束下,為什么傳統中國社會能夠承載那么多人口?我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土地產權體系、市場流轉體系也許是其中的奧妙所在。

      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土地制度,它一方面會導致土地兼并、激化階級矛盾,另一方面也會促進生產發展,維護社會穩定。根據麥迪森《世界經濟千年史》的估計,1820年中國用世界7%左右的耕地,承載了世界總人口的36.6%。在傳統農業技術約束下,為什么傳統中國社會能夠承載那么多人口?我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土地產權體系、市場流轉體系也許是其中的奧妙所在。

      在很長歷史時期內,政府都有自上而下的土地制度安排,但宋代“不立田制”,土地基本上按照市場配置,宋代之后土地產權制度更加豐富多彩。

      中國歷史記錄最早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載:“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詩經·小雅·大田》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詩句。但是如《禮記·王制》所載,“田里不鬻”,井田制下土地不可以交易。商鞅變法“除井田,民得賣買”,讓土地市場交易取得合法性。市場對土地配置的程度也隨著歷史演進而提高。在很長歷史時期,歷代政府都提出了自上而下的土地制度安排,比如漢代董仲舒提出了限田論,王莽嘗試了王田制,晉代出現了占田制,唐代實行均田制。

      宋代“不立田制”,政府沒有再出臺系統的土地制度變革方案,主要關注正經界等土地賦稅改革。宋代之后土地產權制度也更加成熟而豐富多彩。第一,土地所有制多元化,包括土地私人所有,族田代表的家族所有,寺廟土地和學田、義田等代表的公益法人所有等。多樣化的土地產權的地位是基本均等的,有助于保持土地產權穩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本意是指君王掌握土地遼闊,后來主要是宣示主權,而非君王享受土地收益權。按照趙儷生的觀點,中國傳統社會土地私有制度不斷深化。即使歷經戰亂或政權更迭也不改變土地產權,“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墾辟,仍為殷實之”(《恒產瑣言》)。第二,土地產權層次多樣化。傳統中國社會不僅出現了所有權與使用權的二元分離,而且在永佃制下使用權也獨立出來,作為一種土地產權形式而存在。“其佃人之田,視同己業, 或筑為場圃,或構以屋廬,或作之墳墓其上,皆自專之,業主不得問焉。老則以分之子,貧則以賣于人”(《江陰縣志》)。田底權和田面權不僅是所有權與使用權的二元分離,而且田面權可以轉讓,實現了使用權的物權化。

      到傳統社會晚期,已經形成包括“胎借-租佃-押租-典-抵押-活賣-絕賣”等層次分明的地權交易體系。

      土地市場交易體系隨著產權制度的變遷而演進深化。秦漢之后相繼出現了買賣、租佃、抵押等土地交易形式。宋代“不抑兼并”,土地市場化程度不斷深化,市場自由程度非常高。在中國傳統社會晚期,土地流轉基本上由市場配置,已經形成了包括“胎借-租佃-押租-典-抵押-活賣-絕賣”等層次分明且具有內在邏輯的地權交易體系。

      在融資方式方面,土地所有者可以讓農戶根據市場價格、風險偏好和個人資金需求選擇合適的交易形式。“按”是以土地為擔保的借貸形式。胎借是以不動產的文書(如地契、房契)為擔保并以土地收益支付利息來借款。如果胎借融資金額不夠,還可以租佃。租佃可以讓勞動力豐富的家庭與土地豐富的家庭合作,提高效率。此外可以選擇將土地典讓和抵押。典是以約定期限內的土地使用權轉移與收益占有來償還借債。抵押是以土地為擔保并以地租或利租來還本付息。一般抵押的金額高于典的金額。

      此外還有多樣化的產權轉移方式,包括了活賣、找價、絕賣、回贖等。在土地出賣時,買賣雙方簽訂契約后賣家保留回贖的權利就叫活賣,契約叫做活契。賣家在活賣后依然可以在一定條件下找買家找價,取得一定收入,并簽新的契約,主要包括賣、加、絕、嘆等,然后土地交易才完成。這種交易方式固然交易周期長且交易成本高,不過卻有益于保障賣方農民權益,保證土地產權穩定。

      另外,還有合伙制與股權交易等多樣化的土地產權形式。

      多樣化的土地產權形式和土地市場交易形式不僅有利于提高土地流轉,讓勞動力、資本和土地優化組合,實現土地流轉的有效配置,而且有利于保護土地所有權人的權益。多樣化土地流轉方式讓出賣土地不是必然選擇,典、活賣、押租的回贖機制讓農戶被迫轉出土地所有權的可能性降低。

      土地所有權的多元化、土地產權體系多元化和土地市場交易形式的多樣化,讓傳統中國農業社會下大多數居民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農業和土地的收益。

      即使沒有土地所有權,農民也隨著土地市場深化而改善生活狀態。在井田制下居民沒有獨立經營的自由,被束縛在土地上,對土地所有人是完全的人身依附關系。在土地買賣之后,農民人身自由有所增強,成為國家的依附民。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與田莊里的部曲和佃客有較強的人身隸屬依附關系。唐代均田制下的農民處于從隸屬依附關系向契約關系的過渡之中,具有國家佃農和自耕農的雙重身份。宋代的主戶和客戶關系更加平等,能夠獨立經營土地。明清時期佃農已經擁有相對完整的土地使用權,甚至可以通過永佃制取得一定的物權,獲得基于永佃權的資產性收益。相對于同時期西歐的農奴制度和北美奴隸制莊園制度等形式,中國農民無疑是更加自由,或者作為雇農選擇為合適的地主打工,或者作為佃農選擇向合適的地主租地,或者作為自耕農獨立經營。即使作為流民,農民也有相應的遷徙自由,可以通過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等方式選擇適合自己的一份生計。

      土地所有權的多元化、土地產權體系多元化和土地市場交易形式的多樣化,讓傳統中國農業社會下大多數居民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農業和土地的收益,實現多種形式的“制民恒產”。“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多種形式的“制民恒產”事實上也培育了一大批傳統社會的富民群體和中產階層,維系了傳統社會的穩定和繁榮,讓中國有限的耕地承載了工業革命前巨量的人口,讓傳統中國文明如此光輝燦爛。傳統中國社會的土地制度是人類歷史上寶貴的制度經驗,超出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歷史經驗,是支撐傳統中國文明發達的基礎。

      (熊金武(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副教授))

(摘錄:魏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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